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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赢娱乐如何,译论||贺爱军:浙江翻译传统及其对当下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启示

2020-01-07 12:45:45| 查看: 2011

摘要: 本文来源:原载《中国翻译》2018年第2期,第57-61页转自:浙大译学馆摘 要:论文梳理了浙江的翻译传统,将其归结为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直译的翻译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浙江翻译传统对当下翻译与翻译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快赢娱乐如何,译论||贺爱军:浙江翻译传统及其对当下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启示

快赢娱乐如何,转自:浙大译学馆

摘 要:论文梳理了浙江的翻译传统,将其归结为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直译的翻译策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浙江翻译传统对当下翻译与翻译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启示。浙籍翻译家紧扣五四的时代脉搏,响应时代召唤,自觉肩负起救亡与启蒙的文化使命从事翻译。“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本质上是浙籍翻译家为实现救亡与启蒙而树立的他者镜像,通过借镜他者来反观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尺度,照亮救国启蒙的方向与道路。直译的翻译策略则是实现救亡与启蒙的具体方法和路线,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西方“缜密而细腻”的语言文字来改变国人的思维模式与话语结构。这三大翻译传统共同指向同一靶心——关注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关注现实的翻译理念对于当下中国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价值,引导当下的翻译实践转变重点和方向,实现从译入为主转变为译出为主,也引导着翻译理论研究从译入策略与理论的研究转变为译出策略与理论的构建,从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能力。

关键词:翻译传统;他者镜像;关注现实;中国“走出去”

文化是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人类文化必然产生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发展于具体的地域空间,形成特定的文化区域。文化区域指的是文化特征相似的地理区域或者某种特定文化群体所占据的地表空间。它是可识别的地理区域,一方面具有内部文化特征相似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与外部其它文化区之间存在差异。一个文化区一般具有比较一致或相似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同等或相近的文化发展程度,类似的文化发展过程。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的语言、文化现象,发生于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于特定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翻译现象随着时间的沉淀,必然构成特殊的翻译景观(translation landscape),而翻译景观在特定地域上的不断沉积与融合,就形成了特定的地域翻译传统。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从东南沿海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沿海、沿江为骨架的丁字形通商口岸体系。沿海沿江口岸既是贸易中心和新式工业基地,也是西方文化传播的窗口,新思想、新事物的策源地。浙江地处东南,傍海而居,顺理成章地成为中西交往的前沿地带,成为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中心。正是在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与扩散之中,在“面海小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浙江形成了鲜明的翻译传统(translation tradition),成为中国翻译地理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些翻译传统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直译的翻译策略。

一、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

中国近代翻译是在弱势的传统文化与强势的西方文化相互对峙的过程中展开的。在对峙的过程中,伴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转变,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器物、制度、思想观念方面远不如西方文化。中国近代翻译就是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中展开。从洋务派组织翻译兵工科技起,近代中国的翻译目的就被定位于救亡与启蒙。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自觉扛起救亡与启蒙的翻译大旗,浙籍翻译家们继承了这一翻译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探索救亡与启蒙的道路中,翻译家鲁迅首先提出构建一种适应生存的新文化的主张。他认为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等等,“此特现象之末”,“欧美之强……根柢在人”(鲁迅,2014a:139)。因此,“立人”自然就成为鲁迅从事翻译和创作的首要目的。他认为“立人”就是尊重其个性,解放其精神,惟其如此,国家才能富强,民族才能伟大,所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2014a:139)。正是因为鲁迅认识到“立人”关涉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衰,因此他弃医从文,转向翻译和文学创作,“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实现救亡和启蒙的双重目的。

“鲁迅的文学生涯是以一个翻译家的身份开始并以翻译家的身份结束”(罗选民,2016:32),在他的第一部译作《月界旅行·辨言》里,就确立自己的启蒙翻译观:“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2014a:58)。他还明确提出了要借用外国文学来指导和发展本国文学,改变国民精神:“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鲁迅,2014f:58)。在鲁迅去世之前,他依然坚称:“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2014g:83)。正是本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目的,鲁迅翻译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旨在让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鲁迅,2014a:58);翻译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因为它描写了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具有“爱国主义的倾向”(鲁迅,2014b:135);翻译《域外小说集》,因为“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鲁迅,2014b:17);翻译匈牙利裴多菲的诗,是因为“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鲁迅,2014f:121);翻译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是因为作者“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鲁迅,2014e:614);翻译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是因为“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他人的酒杯罢”(鲁迅,2014d:614)。

鲁迅救亡与启蒙的翻译观极大地影响了同乡的翻译家,逐渐成为浙籍翻译家的共同理念。周作人、茅盾、梁实秋、郑振铎、郁达夫从事翻译,均出于此。周作人提出人在“求生意志”之外,还要求“天赋之性灵”的自由发展。要实现这一点,就要靠译介外国文学。他坚信“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书出,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解”(周作人,1995:22)。

茅盾同样秉持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认为引进了西方现代思想,可以“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茅盾,1989:148)。他进而提出“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茅盾,2014:283)。在茅盾看来,文学的使命应该“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茅盾,1989:541)!

梁实秋虽然与鲁迅经常论战,但在翻译和文学创作的目的方面,却观点相近。梁实秋(2002:316)提出“在一种相当的时代之中,文学作品便不免要沾染一点反抗的色彩而已,并且有反抗精神的文学又往往发生在实际革命运动之前”。

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实际上是五四时期整个浙籍翻译家翻译动机的缩影与折射。他们秉承相同的翻译理念,胸怀相同的翻译目的,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

二、“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

浙籍翻译家不仅在翻译目的上体现一致,在翻译选目上也颇为相似。他们均倾情于弱小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介绍,学界称之为“弱国情结”。因此,翻译选目中的“弱国情结”也就构成了浙江的第二道翻译传统。

这一别样的翻译传统由鲁迅和周作人肇始。鲁迅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旨在介绍“被侮辱与损害民族的文学”。全书共收37篇小说,主要是俄国及北欧、东欧等弱小民族的作家,如契诃夫、迦尔洵、安特来夫、安徒生等人。他们二人在大力译介弱国文学作品的同时,还通过译文序跋来说明翻译弱国文学的现实意义。鲁迅(2014f:826)从弱国文学的作品中“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中“明白了一件大事,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只所以对“弱国文学”情有独钟,是“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鲁迅,2014g:83)。

周作人(2009b:484)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损害’的人民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我们当时希望波阑及东欧诸小国的复兴,实在不下于章先生的期望印度。直到现在,这种影响大约还很深,终于使我们有了一国传奇的异域趣味,因此历来所译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国度的作品”。茅盾则不仅从事爱尔兰、犹太、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弱国作品的翻译,还利用《小说月报》的主编身份,特别加强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他说:“我们从第七期起欲特别注意被侮辱民族的新兴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每期至少有犹太、波兰、爱尔兰、捷克斯拉夫等民族的文学译品一篇”(马祖毅,2006:638)。

浙籍翻译家“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对《自由·爱情》的集体关注与翻译。《自由·爱情》是裴多菲1847年创作,简短易懂,源文仅有六行三句话。就是这六行三句话的短诗却先后激发了九位浙籍翻译家的兴趣,产生形式各异的译本。诗人裴多菲,名声不逮泰戈尔、莎士比亚,但却引发了浙籍翻译家的集体关注,原因何在?是源文本身的价值决定?抑或是译入语的文化需求使然?

诗歌《自由·爱情》的广泛流传,成为浙籍翻译家共同关注对象,与鲁迅的经营与倡导密不可分,是鲁迅“弱国文学”翻译选目的集中表征。裴多菲是鲁迅极为推崇的东欧作家,被鲁迅称为“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是一个“为爱而歌,为国而死”(鲁迅,2014a:113)的民族诗人。他还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裴多菲的生平与特色,称其作品“纵言自由,诞放激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2014a:113)。1908年鲁迅翻译出版了《裴彖飞诗论》,“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诗人情性”(鲁迅,2014a:143)。1925年再次翻译裴多菲抒情诗5首,发表于《语丝》,同年在散文诗《野草之七·希望》中创造性地引用了裴多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一语。

鲁迅对裴多菲的钟爱直接影响了浙江象山的殷夫(1910~1931)。1929年5月,殷夫给时任《奔流》月刊主编的鲁迅投寄了裴多菲传记译稿,鲁迅看到后认为“只一篇传,觉得太冷静”,建议他“再译十来篇诗”(鲁迅,2014f:210),并把自己珍藏的“莱克郎氏万有文库本”《裴多菲诗集》借给他。1931年2月,殷夫被国民党杀害,悲愤的鲁迅翻开那本《裴多菲诗集》,在《自由·爱情》这首诗旁发现了殷夫的四行译文。鲁迅便在《为了忘却的纪念》的祭文中将其抄录,公之于世。殷夫的译本从此得以流传。因此正是鲁迅“替”殷夫发表了这篇译文(宋炳辉,2010:38)。

鲁迅“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同样影响了周作人。周作人(2009a: 70)对裴多菲大加称赞,称他“幼而瑰特,有三事异人:素爱独立,愿为优,天才长于诗也”。不仅如此,他将裴多菲与拜伦相提并论,称其为真正的“革命诗人”(刘全富,2007:80),并用四言六行的文言体翻译了《自由·爱情》。

杭州的翻译家孙用对这首诗同样情有独钟。孙用与鲁迅的相识颇似殷夫与鲁迅的相识,他将自己翻译的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寄给了时任《奔流》月刊的主编鲁迅,鲁迅看后,称赞说“译文极好,可以诵读”(宋炳辉,2010:41),还帮助他修改译文,制作插图,撰写校改后记。

除鲁迅、殷夫、周作人、孙用之外,至少还有五位浙籍翻译家翻译过这首小诗,他们分别是浙江桐乡的茅盾(1896~1981)和沈泽民(1902~1933)、杭州的飞白(1929~)、丽水的赵景深(1902~1985)、镇海的梅川(1904~)。周作人、茅盾、沈泽民、孙用、梅川、赵景深和鲁迅有直接的交往,而飞白对裴多菲的兴趣和译介也间接地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可见,在鲁迅的引领与影响之下,浙籍翻译家集体转向对“弱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从而形成了浙江翻译的第二大传统。这一翻译传统的目的是通过对具有相同境遇的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来反观自我,激励自我,从而实现政治救亡和思想启蒙。

三、直译的翻译策略

浙籍译家群不仅在翻译目的和翻译选目上体现出相似性,而且在翻译策略的使用上亦呈现出一致性,均坚持“直译”的翻译观。因此,继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和“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直译的翻译策略构成了浙江的第三大翻译传统。鲁迅和周作人对梁启超、林纾等晚清第一代翻译家“豪杰译”极为不满,不仅从理论上进行反拨,而且从实践上进行探索。周作人批评严复和林纾“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周作人,2013:195)“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钱理群,2014:220)。鲁迅(2014c:411)也申明:“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茅盾同样提出并践行了直译观:“‘直译’这个名词……就是强调要忠于原文。……‘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茅盾,2009:583)。其他浙籍翻译家如夏衍、柔石、楼适夷、徐懋庸等则实践了“直译”的翻译策略(贺爱军、王文斌,2012:40)。

以周氏兄弟、茅盾为代表的浙籍翻译家采取的直译翻译策略实际上是一种改造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策略。直译可以归结为“不及原本”“不像汉文”(周作人,2009c:12),在他们看来这是翻译的“先天性”缺陷,也构成了“真翻译”。“不像汉文”是在基本像汉文的基础上的不像,既保留了汉语的基本特点,也增加了外来文化中的全新元素,从而有利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贺爱军,2015:146)。为了充分发挥翻译的输入与改造作用,直译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只有直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与变形,才能引进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贺爱军,2009:73)。

四、关注现实、“讲好中国故事”:

浙江翻译传统的现代启示

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直译的翻译策略共同构成了浙江的三大翻译传统。救亡与启蒙毫无疑问是五四时期的压倒性主题,浙籍翻译家们紧扣时代脉搏,响应时代的召唤,发出了救亡与启蒙的时代呼声。“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本质上是浙籍译者为实现救亡与启蒙而树立的他者镜像,通过借镜他者来反观自我,确立自我的价值尺度,照亮救国启蒙的方向与道路。直译的翻译策略则是实现救亡与启蒙的具体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西方“缜密而细腻”的语言文字来改变国人的思维模式与话语结构。

通而观之,救亡与启蒙的翻译目的、“弱国情结”的翻译选目、直译的翻译策略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整体关系,共同指向了同一靶心——关注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关注现实要求当下的译者主动将翻译事业融入社会的发展与需要,直面时代主题,解决现实问题,构建与时代主题密切相关的翻译理论体系。关注现实,用鲁迅话说就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鲁迅,2014b:17)。这一理念可以说是近代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翻译界的共同认知。中国翻译家历来很少单纯地从艺术性和知识性的角度从事翻译,他们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取舍始终是以国家的前途命运、社会的现实需求为出发点。正如刘宓庆(2005:44)所言,翻译在中国从来就是一种“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化战略手段,译界先驱也总是秉持着“顺时序之变而变”文化托命从事翻译。佛经翻译如此,明清科技翻译如此,“五四”西学翻译亦如此。印度佛经之所以能够顺利译入中国,根本原因在于佛经具有全新的解释空间和解读方式,对于沉闷衰颓的西汉和处在“选择彷徨”中的东汉不啻为一剂良药,“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的存在和人生的修养,有利于以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再一次建构与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心理秩序”(刘宓庆,2005: 45)。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传教士与中国士绅阶层合作译介的“利国利民之实学”对当时经学的“空疏之论”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五四文学翻译所以发生根本在于翻译从“开拓视野、标举潮流、援引同调、扩充文类、新创热点”五个方面触及了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命脉,“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输入了茫茫九派、潮派涌进的精神和智慧之流”(杨义,2013:558)。

翻译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活动,其存在本质上是功能性的,即这一活动的存在是以有利于主体的作用为前提的(张富贵,2013:49)。当下的翻译实践应该继承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转变翻译的重点和方向,实现从译入(incoming translation)为主转变为译出为主(outgoing translation),将中国的建设经验、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译介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活动,一直以译入为主,“即建立在以外译中为主的基础上的译入行为”(谢天振,2014:7)。这一翻译现象是社会历史的逻辑发展,也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地位使然。然而,这种情况正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发生改变。现状的转变、时代的召唤要求翻译界将重点转向“讲好中国故事”,主动承担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经验的译介和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重任,改变外译汉一枝独秀的局面,从而增强文化自信,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

当下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同样需要“关注现实”,转变研究重点和方向,实现从译入策略与理论的研究转变为译出策略与理论的构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自五四以来,引进多、创新少,用西方翻译理论解释中国翻译实践的研究明显过剩,而建构自己的翻译理论体系的研究则严重不足。当下中国翻译研究的典型模式可以归结为“abc理论视角下的xxx研究”或“基于abc理论的xxx研究”。这种研究模式自有其合理性与存在价值,但缺陷在于将中国独特而丰富的翻译实践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将其转化为论证西方翻译理论有效性的理论注脚。我们认为任何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不应该是包装纸与包装物之间的关系,理论不应该是外来的和强加的,而应该是从研究对象自身发展起来的。因此,翻译界应该直面“一带一路”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主题,从自己的历史资源和现实需要出发开展研究,在汉译外的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提炼中国“走出去”的方针和策略,构建新型的中译外理论体系,从而提高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能力。

总之,翻译界应该继承优良的浙江翻译传统,自觉地将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建设放在中华文化全面复兴和强国建设方略中考量,敏感地把脉现实需求,化理想的虚拟为生存现实的打造,在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翻译方法与策略,构建全新的翻译理论体系,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与人生追求。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地理学视域下的浙籍译家研究”(12cyy004)系列成果。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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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爱军,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合作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家与翻译史、比较文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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